長時間超負荷腦力勞動易引發“過勞死”。在日本，“過勞死”已列入工傷范疇
人大代表黃席樾建議修改《勞動法》，嚴厲督促用工單位執行帶薪休假制
在本次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黃席樾教授向大會提交議案，建議立法防止“過勞死”。
今年1月22日-26日，清華大學兩位正值壯年的教師接連去世，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問題再度引發人們的關注和思考。本報曾對此事進行報道，該事件也是黃席樾提交議案的一個動因。
據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北京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五十八九歲降到調查時的五十三四歲。“過勞死是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中青年知識分子是過勞死的主要人群，主要是因為中青年知識分子承載的負擔過重。”黃席樾代表說。
他說，“過勞死”的共同特點就是由于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而喪命。而“過勞死”根子在相關制度設置、社會建構等方面。因此，必須在制度建設上做出努力，抑制“過勞死”過度蔓延。
黃席樾代表提出，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勞動保障制度，但是沒有考慮對于大量腦力勞動者工作中的精神壓力。在制度層面，我國對“過勞死”還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對“過勞死”的國家補償機制不健全，沒有將“過勞死”納入工傷賠償范疇。
黃席樾代表提出首先應從法律角度界定“過勞死”，建議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增加相應確認、衡量勞動強度的更為全面、準確和明細的規定。此外，應該修改現行《勞動法》，明確符合一定條件的“過勞死”是工傷中的一種。同時，應明確規定“過勞死”的責任承擔形式，各個企、事業單位國家機關必須要嚴格遵守帶薪休假制度，有關行政機關要嚴厲督促各用工單位嚴格執行帶薪休假制度。
為給“過勞死”死者以最廣泛的、最大限度的補償，黃席樾代表建議制定一部全面的《過勞死防治法》。
對話
用人單位應對“過勞死”承擔責任
人大代表黃席樾表示，高校、醫療、文化等方面專業人才易“過勞死”
在此次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黃席樾教授提交議案，建議立法防止“過勞死”。昨日，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新京報：“過勞死”的問題普遍嗎，嚴重嗎？
黃席樾(以下簡稱黃)：非常普遍，情況也很嚴重。原來是在一些知識分子，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過勞死”的案例。
新京報：哪些人容易“過勞死”呢？
黃：主要是一些高強度腦力勞動者，像高校、科研機構的教師、研究人員，醫療、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員，還包括你們新聞記者。
新京報：這些人為什么容易“過勞死”？
黃：很多人對自身的期望值高而且精神壓力大，很多是“工作狂”，而在我們大學里，周末做實驗上班的老師比比皆是。很多人夜班多而且工作時間不規律，長時間睡眠不足幾乎沒有休閑活動與嗜好的人等等。
新京報：是什么促使您想提這個議案？
黃：過去我就一直關注這個問題，最近清華大學兩名教師猝死的事件給了我很大震動。我覺得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重視的時候了，應該立法保護防止我們的知識分子再“過勞死”。
新京報：您覺得誰該為“過勞死”承擔責任？
黃：用人單位應當對勞動者的“過勞死”承擔責任，如果死者遺屬提出侵權的賠償請求，用人單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新京報：可很多時候“過勞死”是自己壓力過大形成的，讓用人單位完全承擔責任是不是不公平？
黃：“過勞死”發生的前提和基礎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建立的勞動關系，其次，勞動者之所以會“過勞死”很大程度上是用人單位長期違反勞動法規，要求勞動者承擔超時、超強度的工作任務，積勞成疾所致。
新京報：個人是不是也有責任？
黃：個人也有一定責任。很多時候，我們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量力而行。盲目地和別人攀比成績，使得壓力過大。
新京報：要解決“過勞死”的問題，關鍵靠什么？
黃：靠制度建設，靠立法。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沒有專門針對預防和處理“過勞死”的。因此迫切需要通過完善法律或者專門立法來防范“過勞死”，保障勞動者的合理休息權。
1 疾控中心觀點
“過勞死”尚未入職業病目錄
昨日，主管職業病防治的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星說，“目前我國城市的加速發展使得涌現出越來越多的超負荷腦力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狀態和非健康狀態急需得到重視。”高星說，目前我國的法定職業病目錄有10大類115種，由衛生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共同制定，但“過勞死”不在其中。
高星認為，如果國家要把“過勞死”納入法定職業病目錄，肯定需要先進行監測調研，但目前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我國的死因鑒定程序并不完善，即使一個人“過勞死”，但他的死亡只會由醫院報到公安局，職業病防治機構無法獲悉。而目前的亞健康體檢中心雖然能夠根據市場需要對一些職業相關疾病做預防性檢查，但無法進行職業病鑒定。
他說，目前，只有國家盡快出臺一些政策，將“過勞死”等職業相關疾病納入法定職業病范疇，法規前提下的職業病監測和鑒定才能讓“過勞死”得到相應的賠償和社會保障。
2 法學專家說法
立法解決“過勞死”尚難操作
昨天是周日，下午4時，記者致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馬懷德。
馬懷德說，從立法角度對“過勞死”及其工傷認定都很難，法律只能從根本上保證勞動者的勞動權與休息權，法律無法限定其參加競爭，也就無法避免其生活壓力。因此，對“過勞死”者制訂專門的撫恤政策，也沒必要，只要國家正常的失業、養老、醫療保險等制度跟上就可。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楊小君教授分析，“腦體倒掛”的現象依然存在，一個教授不足以讓其過上體面生活，他要買房子，養孩子，他必須多做項目，如同民工多攬活一樣。
對于“過勞死”者的工傷認定，楊小君認為，由此而產生的過度勞累、積勞成疾，是公還是私很難判斷。有的人本來就有疾病征兆，是否工傷也就很難認定。
楊小君認為，此類問題從立法角度上講也沒有可操作性，也不是立一個法規所能解決的。這就需要具體單位負責，把配套政策做好，盡量免除其后顧之憂。
3 社會學家觀點
工作壓力大身心損傷很難量化
“‘過勞死’應是工傷的相關議案目的是好的，但是進入立法程序尚有一定難度。”昨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說。
夏教授覺得，中青年知識分子如此緊張工作，雖然也有其他客觀原因，其中主要原因還是他們對待自己職業強烈的責任感。
“從另一個方面說，這個議案并不好操做。”夏教授認為，這種“不好操做”主要指的是對這部分腦力工作者因工作緊張、壓力過大而造成的身心損傷不好衡量，無法量化。
“規定他們每天只能工作8小時，星期日不準加班是不可能的。”夏教授說。
夏教授最后認為，雖然進入立法程序尚有一定難定，但是可以提醒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這些單位，要善待中青年知識分子，從精神和物質上照顧好他們的生活，當勞動強度損害到他們的身心時，也要給予適當的補償、獎勵，并改善他們家屬的生活條件。
4 高校老師表示
“工作時間遠超8小時”
清華大學生命有機磷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有關人士表示，“我們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8小時”，他昨天在實驗室接受電話采訪時說，通常情況下周末稍作休息就會來到實驗室。
據該老師說，現在是一個競爭的社會，我們這些年輕教師感覺到心理和身體上壓力都面臨很大壓力。清華的年輕老師非常辛苦，而國內比較好一點的大學的年輕老師的壓力都很大。
據介紹，現在各種各樣的評估太多，學校的評估體系繁多：教學評估、科研評估，還要申請科研經費，很多東西都不得不去做。“老是感覺時間不夠用”。
他說，知道有老師英年早逝，“但這能不能說與‘過勞死’有關呢？也可能與他們自身的情況有關，這些很難說。”
個案
過度勞累教師猝死
根據有關條例，死者不算工傷
今年1月22日晚，36歲的清華大學電機系講師焦連偉突然發病去世。
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歲的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煥，因肺腺癌不治與世長辭。
醫生出具的死因診斷結論認為，擊倒這兩位年輕學者的，是長期被忽略的過度勞累和生活壓力，以及郁積于他們內心的焦慮。
焦連偉之妻王瑋女士告訴記者，她并未就丈夫之死向校方申請工傷賠償，因為焦連偉在家里發病，而且事發當日是周末。
據《工傷保險條例》第15條之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
專業醫生介紹，在亞健康狀態下，人的免疫力降低，小至感冒、大至癌癥都有可能發生。而在日本，“過勞死”已列入工傷范疇。（廖衛華 張太凌 魏銘言 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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