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部制”改革并行的，應是外部監督的改革。國情容或不同，但外部監督與內部控制相結合，在效果上遠勝于自我監督，卻非國外所獨有的實證經驗。倘若外部監督不適時變革，就無以適應“大部制”改革之后的行政格局。

????“大部制”改革的浪潮正席卷著珠三角大地。繼深圳、順德之后，廣州“大部制”改革方案也 于9月24日出臺：市政府工作部門和辦事機構從49個精簡為40個，其中涉及調整、撤并的機構29個，

????雖說“大部制”改革乃大勢所趨，又為時代潮流，但真要落到實處，則殊為不易。著手前厘清職能、劃定邊界之難且不說，進入實施階段，因牽涉具體人事利益的調整，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試想，以前大家各有“山頭”，平起平坐，現在“山頭”沒了，要“寄人籬下”，甚或先前的位子乃至飯碗亦可能不保（而若非如此，就不是改革而是歸大堆），不平之氣于是乎難免。所以，推進“大部制”改革，非有勇猛精神不可為，尤須社會輿論之襄助。襄助之謂，自非一味叫好，也應貢獻若干“遠慮”。在這個意義上，“大部制”的監督議題，不能也不應在塵埃落定之后才予以考慮，而應未雨綢繆，前置于改革推進之前、之中。

????基于職能歸并的“大部制”，意味著權力的集中，當然也意味著權責的清晰與平衡。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小部制”下既有“小衙門”的存在，則“大部制”也未必就沒有出現“大衙門”的可能?！靶〔俊睍r養成的積習，尤有可能成為“大部”因襲的負擔。就“大部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超越部門主義的力量；相反，倒很可能形成力量更大的部門主義。視“大部制”改革為克服部門主義的良方，顯然是一種誤讀。此外，“大部制”改革變“九龍治水”為“一龍治水”，高懸高效、節約之鵠的，但“九龍”有“依法扯皮”的通病，“一龍”也未必就沒有內部扯皮的惡習。至于編制失控和預算軟化的問題，更不會因實行“大部制”便迎刃而解。進而言之，“九龍”所遇到的尷尬，并不會因只有“一龍”就自行消除。比如，在“大城管”的格局下，暴力抗法與野蠻執法的現象會否消失，便很難使人獲得確定性判斷。

????由“小部”而為“大部”，則對其權力運行進行監督的必要性和難度均同比上升，這應當成為一個共識。現在看來，對“大部制”之后的權力制衡，不少人寄望于決策、執行、監督的所謂“行政權三分”。這看上去是一個不錯的設想，也是一種必要的架構。但監督于此中的地位，與決策、執行委實是在同一口鍋里吃飯的兄弟關系，不可能具有超脫性；或者說，它的有效性最終必決定于部門首長的意志，從而使其存在更具有形式意義。而事實上，不少部門首長的身份，乃是決策、執行、監督的“三位一體”?！靶姓嗳帧笨蚣苤械谋O督，無法克服其固有的“內部性”，因此，與“大部制”改革并行的，應是外部監督的改革。國情容或不同，但外部監督與內部控制相結合，在效果上遠勝于自我監督，卻非國外所獨有的實證經驗。倘若外部監督不適時變革，就無以適應“大部制”改革之后的行政格局。

????為“大部制”改革鼓與呼，這是無疑的。不過，為著少走彎路、少些反復，則多想些“預案”，或留有“防疫”藥方，哪怕是杞人憂天，或許也不無益處。（滕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