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宇家大門緊閉。

    21天記錄

    ◎2009年12月16日 晚飯后，張黎吃下最后一片“舒必利”。這種治療間歇性精神分裂癥的白色小藥片，張黎每天都要吃下兩片，早晨一片，睡前一片；

    ◎2009年12月23日 傍晚，張黎與父母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爭吵的聲音，甚至“連樓下的超市里都聽得清清楚楚”，隨后，這爭吵聲總是會在每天的傍晚準時傳來；

    ◎2009年12月

    ◎2009年12月29日 下班后，張黎所在的臨滄市交警支隊領導，第一次與張黎的父親張曉宇談話，建議張曉宇帶自己的兒子“去檢查一下”，因為他的行為“越來越不像正常人”；

    ◎2010年1月3日 清晨，張曉宇一夜未眠，在起床后他跟妻子溫秀萍第一次提到“一了百了”，他建議“殺掉他算了”。這個“他”，正是他們的親生兒子張黎；

    ◎2010年1月5日 凌晨3點半，張黎被張曉宇夫婦殺死在自家的客房內。警察后來在現場找到了作案工具，一根長約1.5米，杯口粗的木棒。上面滿是血手印。張曉宇后來說，他們殺死兒子，是因為已經無法承受兒子精神病史即將暴露所帶來的壓力。

    臺長夫婦弒子背后的臨滄精神病人生態圖譜

    “比精神病更恐怖的是歧視”

    這是一個有關救贖的故事。

    父親為了“救贖”患有精神病的兒子，同自己的妻子，對兒子痛下殺手——他們不想自己年老之后，兒子沒人照料，他們更不想讓兒子的病情“路人皆知”。

    這次“救贖”帶來的，是整個家庭的毀滅。兒子死了，夫妻深陷牢獄。他們面臨的，很有可能將是極刑。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對父母的做法，僅僅只是為了“幫助兒子解脫”，在驚愕與質疑之后，眾人開始探尋這起惡性案件背后的深層原因——有無數的精神病患者家庭，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他們面對著周圍的歧視，在別樣的眼光中艱難的生存，來自外部與自身的壓力，壓垮的，不僅僅是精神病人，還有精神病人身后無數的家庭。

    現狀

    精神病人歧視下生存

    1月11日，冬日的臨滄在太陽的照耀下溫暖如春。

    就在大約一個月前的2009年12月初，臨滄市精神病醫院收治了一位由110民警送來的中年男子，該男子是臨翔區人，因為在公路上攔車，阻礙交通，被民警發現后和家屬一起強行送來。送來后，該男子一直情緒激動，五個人把他強行固定在病床上，給他打了針之后，該男子還大吵大鬧。在醫生辦公室，該男子的妻子，卻一直不愿意承認自己的身份。她說，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里出了個精神病。

    究竟精神病患者在臨滄的生存狀況如何？臨滄市精神病醫院前院長、61歲的精神病專家陶相龍曾做過一次調查：從市民對精神病的認識上看，認為精神病是一種很特殊的病，達到比較恐怖程度的人占了一半，還有16.1%的人認為比生理疾病更加可怕，很難治好；明確表示當前社會上對精神病康復者有歧視的人多達39.8%，回答“沒有歧視”的只占20.4%。

    陶相龍院長說，精神病患者也是人，社會對他們態度如何，他們心中有數，因此會產生羞恥感。現在還有很多人會對精神病人使用侮辱性稱呼。所以國際上都有專家研究怎么減輕精神病患者的羞恥感。實際上，精神病和艾滋病都名列“最讓人有羞恥感的疾病”前幾名。

    于是，在中國，精神病，仿佛是一種比艾滋病或者癌癥還要恐怖的病癥。在臨滄當地，無論從官員或是到普通百姓，只要提到精神病這個詞語，都會不由自主的表現出恐懼或者厭惡的表情。很多精神病人，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歧視下生存。

    家屬

    難以承受之重

    “精神疾病病人以及他們的父母，共同為這個社會一個特殊的群體。然而現在，由于社會無法對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給予最大的關愛，社會的歧視也依然存在，因此，絕大多數精神病人家屬的日子并不好過。想方設法隱藏親屬的精神病史，就成為了他們保護自己最有效也是唯一的辦法。”

    于是，在臨滄就出現了很多燒病歷的病人家屬。“很多病人家屬，甚至是一些官員，在我給他們患病的家屬看完病之后，幾乎會全部要求把所有病人資料帶走，有的甚至要求我當著他們的面全部焚毀。 ”陶相龍院長說，除了千方百計隱瞞病情，很多的精神病患者家屬，他們還有著更大的恐懼，“父母走了，患精神疾病的兒子又有誰來管呢？

    曾有調查顯示：如果家中出現有精神病人，被訪者認為是家人負擔的占44.9%；認為家人有羞愧感的近7成；認為內心羞愧，但不表現出來的，達到38.2%。

    另外，對于家人的精神病情，被訪者認為不刻意隱瞞，但也不坦白，有人問就敷衍過去占52.7%；認為肯定瞞著，不讓鄰居和同事知道的達29.8%。

    陶相龍認為，社會歧視導致精神病患者不愿去醫院就醫，家屬也不向外人承認，這樣會令病情被進一步耽誤。所以，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狀況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提醒人們，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樣，只是病而已。

    事實表明，越是發達的國家，其歧視程度就越低，相應的同情心會更多。而落后國家則不少人視患者為包袱。而這種歧視會讓他們仇恨社會，甚至報復社會。

    專家

    呼喚國家級《精神衛生法》

    “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精神病院接到通知后，將人接到精神病院，沒想到最后卻招來一場官司，病人家屬甚至要求醫院賠償他們的精神損失。”

    有這樣一組數據，在1995年對臨滄全市的精神衛生普查中，臨滄有1%的人群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類疾病，其中教師占到這些數據中的30%。

    盡管這個數據遠遠要低于全國甚至全省的平均水平，然而陶院長說，在臨滄，接受了到治療的精神病患者，卻還不足千分之一。

    陶院長說，盡管目前云南省有自己的精神衛生管理條例，然而卻由于沒有一部國家級別的《精神衛生法》，造成醫療機構對于精神衛生疾病的投入依然然不足之外，還對于精神病人的收治，沒有明確界定。

    精神病的判定太難，有太多的不確定，這樣的狀況，也就造成了“家屬不敢送病人來醫院看病，醫院也不敢輕易收治病人”這樣的現狀。

    在談到張曉宇的情況時，陶相龍院長說，其實他一直都覺得，張曉宇也屬于潛在的精神病患者，因為從與張曉宇平時的接觸看來，其確實有很多“不太正常的現象”，而且根據其初步判斷，張曉宇應該有著明顯的“偏執型人格”。不過因為在目前中國的相關條件下，對精神病人進行診斷或治療，需要其監護人或直系親屬的允許才可以進行，因此在張曉宇家不提出來的情況下，他也不好貿然把自己的觀察或診斷說給家屬和當事人。

    在提到張曉宇精神出現問題的原因，陶院長說：“張曉宇夫婦自己都很歧視精神病。然而，他沒想到的是，他的兒子，竟然也是因為他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面對這樣的情形，捂又捂不住，治又治不好。最后他們被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壓垮，最終走上了絕路。”

    而面對目前已經發生的慘劇，陶院長說：“如果有一部法律能夠有更為詳盡的規定，那說不定我可以提前對張曉宇進行診斷治療，那這樣的悲劇也就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