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托”之源

    "求助于“拆托”、“拆鬧”，正是拆遷戶尋求改變弱勢地位的手段。"

    如果有公開公正的拆遷政策，拆遷戶并不愿找“拆托”。但事實上，拆遷戶們發現，拆遷補償總與“權力”、“關系”糾纏不清，誰不去爭就誰吃虧。

    被“拆托”坑得很慘的趙峰，其實是個頭腦清醒的人。做電子商務的他，曾經在網絡上查遍了所有的拆遷政策。趙峰說，拆遷辦的人甚至主動跟他說“你只要找到我們頭兒，補多少都好說”。他承認，這讓自己有了糊涂心思，相信有關系就可以得到更多、最起碼是比鄰居多的補償。

    對于拆遷戶們來說，根本沒有和拆遷方對等的談判機會，“找關系”是重要的“自救”途徑，“拆托”也借機進入。

    南京崔武律師事務所的曹小寅律師曾經手多起拆遷案件，目前正和周迅等人合著一本類似于“拆遷手冊”的專著。他說，首先是拆遷中存在的拆遷管理機關、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拆托”有了游走于雙方的空間。較多的情況是，一方面拆遷政策政出多門，普通的拆遷戶必須面臨極其復雜的各種拆遷政策；另一方面，拆遷工作人員自身的素質和責任心不足，甚至他們自己都無法說清拆遷政策，該給的不給，該說的不說。

    前文所述周先生的遭遇正是一個典型。鼓樓區房產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拆遷公司只負責提供拆遷補償金，下崗職工補償款的發放則屬于民政救濟的范疇，所以拆遷公司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告訴周先生還有“下崗補貼金”。

    查辦徐善偉案的南京市白下區檢察院反貪局姚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說：“拆遷政策不透明，好多拆遷戶對政策怎么實施、怎么落實不清楚，有些東西拆遷辦不向拆遷戶挑明，有一些政策他們自己掌握。不是制度性(法規)，尚未規范的話，就容易產生腐敗，也會讓拆托從中有了獲利空間。”

    周迅也認為，現在拆遷的矛盾這么大，最重要的還是補償標準的問題，拆遷的補償標準要提高，拆遷要“完全市場化，要脫離拆遷公司的掣肘”。再加上拆遷戶們對各項拆遷政策并不那么了解與信任，就給“拆托”鉆了空子。

    曹小寅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須要解決現行拆遷制度中的結構性缺陷。他說，按照國務院的有關規定，如果拆遷雙方未能達成補償協議，應當由拆遷管理部門委托有資格的專家委員會對被拆遷房屋按照市場價進行評估，但現實中更多的情況是，政府“一刀切”地制定脫離市場的補償價格，并與相對弱勢的拆遷戶直接對話。求助于“拆托”、“拆鬧”，正是拆遷戶尋求改變弱勢地位的手段，“政府理應擺正位置，不要直接沖到第一線，既當裁判員，又做運動員”。

    (本報記者孟登科對此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