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8月24日報道 本該在2007年按照上級政府要求撤走的四川某縣駐京辦主任黃德(化名),如今仍在北京,并聲稱還將待下去。

作為縣發改委副主任,在京6年的黃德已然把兼職駐京辦主任當成“正餐”。由于沒有辦理登記注冊,他只能一直當“黑戶”,默默地做著“地下工作”。

黃德已經想好,如若有人來查,那么他“只是一個在北京長期出差的縣城干部,隨時可以回去”。

“走了可以再回”是黃德的哲學。他的“

黃德的“走不了論”正好印證了不少專家的預測。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在接受南方日報采訪時說,在北京駐扎的人只會越來越多,因為需要在這里辦的事情越來越多。

7月20日的大限已過,一場轉入地下的駐京辦大撤離正在京城上演。

沒身份未注冊黑戶3年前就該離京

其實,黃德早在2007年就應該離開北京了。那時候走,妻子還沒有借調過來,能走得更利落。

2010年8月6日14時30分,在黃德管理的四川某縣駐京辦正式取消3年后,他還是怡然地坐在北京海淀區某賓館內設的茶館里。

黃德抽著中華牌香煙,和周圍的熟人打招呼。

服務員給黃德端來一杯鐵觀音,他略顯不高興,“剛才不是說了,要綠茶”。

喝綠茶是黃德的習慣,也許他還有些貪戀家鄉口味。

“送茶葉,算‘跑部錢進’嗎?我去部委匯報工作時,帶兩盒家鄉的綠茶給他們,這個不算賄賂吧。”黃德笑了。

面對南方日報記者的采訪,黃德顯得很放松。“我能和你談,是因為沒有什么可回避的。”

他承認,自己沒有在7月20日的駐京辦撤離大限前離京,而且他預估也許年底才能走。

“當然到底走不走,還要看縣領導決定。”黃德又笑了。

黃德的家鄉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雖然山清水秀、物產豐富,也不乏鐵、煤等礦藏,但山路遙遙,一直沒有很好地開發利用。

“全國2000多個縣城,國家級貧困縣超過500個。像我們縣全年財政收入不到1億元,靠國家轉移支付每年10億元,能不在北京放個人嗎?”

2004年,黃德只身來到北京,用他的話說,當時基本是“雙眼一抹黑”。

很快,他租了房,買了辦公用品,聯絡各路人馬熟悉北京和各個對口部門。但沒去給駐京辦登記備案。

“一來我知道國家的政策,當時已經無法登記,準入門檻太高；二來覺得沒必要,因為我是來給縣里辦事的,為在京鄉友服務的,對他們負責就行。”黃德回憶。

到了2007年,來京3年的黃德基本掌握了一個縣級駐京辦主任該掌握的資源,而此時中央相關部門也開始統計各地駐京辦事處的數目了。

“在那個風頭上,市委書記作了要求,讓我們縣和另一個縣不要設辦事處,撤離北京。”從那個時候開始,黃德在北京就是沒有身份的人了。

多年來任職縣發改委副主任的他,心理有些不平衡。“本來就是在給公家做事,也只領一份工資,還要偷偷摸摸,不如索性撤走。可是其他縣都還在北京挺著,縣里領導不發話,我怎么敢走?”

未撤離眾多縣駐京辦主任轉入地下

黃德來北京之前,就已經向組織確定了自己的“三保留”:保留公務員身份,保留原來的職務,保留工資。對他來說,進退都沒有損失。

在與南方日報記者兩小時的面對面中,他說得最多的還是那句,“不走不是因為不想走,而是因為不能走,走不起。”

最近一段時間,黃德經常接到其他縣駐京辦主任的電話,詢問他走了沒走,是否準備走。“他們有人說事情辦完就走,有人說在等通知,其實都在觀望而已,大多數都不會走。”

也就在和黃德見面的前一天,南方日報記者撥通了四川、江西兩省4個縣的駐京辦主任手機,這些歸屬地為北京的號碼仍然接通了。其中3位駐京辦主任都稱已經回家,有人甚至說自己開始在家鄉的新單位上班了。

李牧(化名)是受訪者中唯一一位說自己沒有走,也不會走的主任。

在京城待了15年,西南某縣駐京辦主任李牧的普通話還是帶有濃重的鄉音。他說,天天和鄉友打交道,如果一口“京片子”,大家都不待見你。

“我2002年7月做駐京辦主任至今,一直是事業編制。副主任是縣政府委派的,有正式編制。他可以回去,而我不行。”李牧笑言自己身后無著落,經濟沒指標。

李牧沒有編制,源于本不是“公家人”,他在當駐京辦主任之前就到北京了。

2002年當縣里委任他做駐京辦主任的時候,發過一個聘書。但沒簽合同,對他的待遇、級別也沒有具體安排。

縣里給過他一個公章,但只在開介紹信或者在外面辦事時會用。“撤辦令正式下發后,我問過縣里交不交還,縣里說不用,希望我能繼續做下去。”

相比李牧的坦率,說走的人卻也未必真走了。

細說駐京辦

駐京辦是地方政府駐北京的辦事機構,屬于政府派出機構,主要是發展對外聯絡、招商引資、向國家部門的爭資跑項活動以及當地官員來訪的公務接待等。

駐京辦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鄉會和會館。

1949年新中國第一個駐京辦———內蒙古駐京辦設立。資料顯示,1958年至1959年之間共有28個駐京辦事處相繼成立,且全是省一級的駐京機構。

“文革”期間,這些機構全部被撤銷。

改革開放后,國務院恢復了各省市自治區辦事處,并增設了計劃單列市、大型國營工礦企業、建設兵團辦事處及地市縣聯絡處。

20世紀80年代以后,駐京辦的數量迅速增長,駐京辦漸漸進入了繁榮期。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初在北京,除54家副省級以上單位的駐京辦之外,還有520家市級單位駐京辦、5000余家縣級單位駐京辦。如果加上各級政府部門設的聯絡處、國有企業和大學的聯絡處,各種駐京機構超過1萬家。

但近些年來駐京辦暴露的問題堪憂,地方爭資爭項形成圍困中央之勢,負面影響很大,嚴重腐蝕了一些國家部門官員。這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因此不得不下令限期撤銷不合法的駐京辦。

2010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規定在6個月之內,撤銷地方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和縣級駐京辦,市級駐京辦經所在省人民政府審核后可予保留。

有人稱,駐京辦不會消失,將改頭換面繼續存在。

四川某縣駐京辦主任劉軍(化名)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電話采訪時,稱自己已經回到老家,被安排在縣政府工作。

然而黃德告訴記者,劉軍并沒有回去,前幾天他們才通過電話。對于各省市出臺文件嚴格遵照國管局要求撤離縣級駐京辦的表態,黃德覺得這只是“良好的愿望”。

面對外界對駐京辦“跑部錢進”的非議,黃德和李牧都顯得很不理解,在他們看來,行賄和正常人情交往之間的界限太模糊。

李牧給記者飛速地列了個清單,辦公場地費、交通費、通訊費、上訪人員接待費等等。“縣與縣之間的差距很大,我們隔壁縣每年的駐京費用接近40萬元,我們縣一開始是準備每年給1萬元,后來也沒到位。而接待上訪人員,一年大概就需五六萬元的花費。”

黃德告訴記者,自己看過《駐京辦主任》那本書,覺得是將特例普遍化了,不客觀。

“我以后退休了,就寫本《縣級駐京辦主任的北京生存狀態》,會比那本書精彩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寫的內容絕對真實、客觀。”

難離京

舍不下老鄉還是回鄉難安置

雖然四川某縣駐京辦主任劉軍隱瞞了自己沒離京的事實,但他也無意間向記者說出了自己難以離京的原因。

“我們縣有十幾萬的農民工在北京打工,從1977年開始,全國第一家建筑公司就是我們那里的,我們縣現在有100多家在北京的建筑公司了。”劉軍在電話里說,這些在北京的農民工,是縣里放不下的一層關系。

“是的,給家鄉農民工維權絕對是我們走不了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農民在北京,沒人幫助是很困難的,幫他們維權也是縣政府對其管理工作的延伸。”黃德吸了口煙。

目前黃德手上還有一宗大事,“現在我們有幾百個農民工在北京干活沒拿到工資,我正在出面幫他們和對方交涉。說實話農民工兄弟沒有簽正規合同,這筆錢很難拿到,如果沒有我這個代表他們的官方人物出面,希望就更渺茫了。”

自從在京城走馬上任,7年來黃德不曾關過手機。前兩年,正在老家參加人大會議的黃德,深夜十二點接到領導電話,稱有上訪戶在北京,讓他連夜趕去接待。

黃德說,難以想象真的回老家,又要時不時繃緊神經,隨時奔波1000多公里來北京接上訪戶,會是怎樣的辛苦。

黃德坦言,并不擔心自己繼續留在北京有什么麻煩。“我只是一個縣里從發改委抽調的干部,到北京長期出差而已。出差,總不會不允許吧。”

長期與駐京辦打交道的中國文物學會會館專業委員會會長湯錦程認為,這些人不會真的跑回家鄉去。

湯告訴記者,一些駐京辦很早聽到了風聲,就主動地撤掉了辦事處、餐廳和招待所。一些地方甚至在文件出來之前主動撤銷了辦事處。

“但很多駐京辦都配有賓館酒樓,相當于一個家鄉企業,現在讓這些人回去,根本安置不了。”湯錦程說。

“縣一級的駐京辦很多都是自費在北京生存。撤辦文件出來以后,一些社會學者估計了駐京辦的數量,在京財產和每年消耗累計起來的錢數金額。可是實際上那些沒有登記的駐京辦是無法統計的,無法統計也就無法管理。”湯錦程對此表示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