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1日，石破天驚的“中國第一拍”在深圳落槌，首次公開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打破了我國傳統觀念上、理論上、法律上的“禁區”。

　　改革者的步伐沒有停止。2003年10月，深圳再次出臺新規，全市農民全部轉為市民，農村集體土地已轉為國有，深圳成為全國唯一一個無農村亦無農民的城市。而土地之上的房產，正是連結城市發展和居民利益的紐帶。關于其小產權房合法化問題的博弈，正在戶主和政府間上演。

　　上周末，記者從深圳市查違辦了解到的最新數據是，深圳農村城市化歷史遺留違法建筑普查總量為35.7萬棟，建筑面積3.92億平米；其中，僅寶安區(包括光明新區)就擁有近20萬棟，但因為不斷有新的違法建筑出現，統計數量仍在繼續更新中。

　　違建風起云涌

　　“梳理深圳城中村的違建問題，要從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的遺留問題入手。”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副教授郭湘閩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城市化完成后，深圳原鎮、村兩級的行政建制已變更為城市街道、居委建制；原村民陸續轉為城市居民，并相應獲得深圳市的社保待遇；原鎮、村兩級的集體經濟組織也隨之改制為股份合作公司。

　　但在農民們最看重的土地問題上，城市化意味著原深圳市的27萬村民已不再是村里土地的主人。深圳市政府通過“轉地”，一下子掌握了深圳所有區域的土地主動權。按理來說，城市規劃用地方面，政府更應該成竹在胸。

　　然而，城中村中還留下了許多仍屬于集體所有的宅基地，加上根植于特區傳統的“違建”風潮，這一政策的效用打了個大大的折扣。農民在這些地上開始“種房子”，從一層種到六層，甚至更高。

　　“深圳市政府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顧及到了原住民的利益，保護了大量已經建成的建筑。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忽略了可能帶來的種種反作用力，監控能力沒有跟上，原住民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爭相建房才愈演愈烈。”郭湘閩告訴時代周報。

　　來自深圳權威部門的數據顯示，就在1999年、2003年政策出臺前后幾年間，深圳全市增加了約10余萬棟新的違法私房及大量的違法廠房，違建總量增加了近一倍，如今總數超過40萬棟。

　　小產權房有了身份證？

　　違章建筑那么多怎么辦？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拆！

　　然而，與其他地區“強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9年6月2日頒布的《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農村城市化歷史遺留違法建筑的處理決定》，其中規定，違法建筑除未申報的外，符合確認條件的，按規定辦理初始登記，依法核發房產證。

　　這一決定，顯然超出了許多人的意料，違建居民更是大呼過癮：“違建房要轉正了。”他們認為，有了房產證的房子，以后出售起來更有底氣。

　　“當然不能全部拆了，大部分都得留下。” 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艾志剛告訴記者：“但是政府可以通過置換來完成舊城改造，兼顧到雙方利益。”

　　很多媒體也認為，這標志著深圳的小產權房可能拿到全國首個“準生證”。業內人士還估計，深圳僅集資房數量就在50萬套以上，如果可以轉正，將對商品房形成災難性沖擊。

　　“小產權之所以叫小產權，因為產權不夠完整，雖然有小產權房在市場上暗暗流通著，但是因為沒有完整的身份，在拆遷或是改造的時候住戶利益根本無法保障。”郭湘閩提醒道。

　　甚至，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嚴金明教授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必須明明白白地告訴老百姓，小產權房沒有任何產權，是無產權房屋。 ”

　　“事實上，小產權房這種叫法本身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嚴金明說，小產權房的叫法概念不準確，“叫小產權房，人們很容易認為它不過是一種不完全產權，并不是沒有產權。而事實上，它恰恰就是無產權。”

　　“法不責眾”誘發僥幸

　　“小產權房之所以屢禁不止，與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小產權房被默認有直接關系。”艾志剛表示。“這是一個復雜的、雙向博弈的過程，不能簡單用拆或者不拆來解決。”

　　事實上，由于小產權房已經存在近十年，而國家真正叫停小產權房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此，要完全依法拆除大量存在的小產權房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他認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確實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

　　一定意義上，法不責眾以及法難責眾的社會心理和社會經驗，是小產權房迅速蔓延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么多人都買了小產權房，能全拆了嗎？”艾志剛說。“大量違法的小產權房怎么處理，正在成為棘手的問題。既然違法，就該法辦，然而，現實情況卻很復雜。”

　　一些人甚至認為，國家遲早會出臺政策將小產權房合法化，于是仍然在頂風購買小產權房。

　　記者注意到，國土資源部數次出面澄清深圳小產權房將拿到全國首個準生證屬媒體誤讀政策。還說到深圳這樣的政策是“下不為例”。其實，這樣的誤讀已不是第一次，而有關監管部門出面澄清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似乎來自政府的“違法建筑”、“不受法律保護”這樣的警告并沒有震懾住小產權房的滋生。（記者 華克澗 實習生 羅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