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十四世達賴喇嘛2008年策動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破壞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等一系列活動遭到慘敗后，忽然臉孔一變，大講起“藏漢友好”來。所到之處，“不能培養恨中國人的心”、“加強漢人與藏人間的相互理解”時時掛在嘴上，責令手下到處拉人入伙建立“藏漢友好協會”，并親自出馬同漢人搞網上“對話”，儼然一副藏漢“共主”的嘴臉。達賴真的改變了他幾十年來對中國各民族的仇視態度了嗎？

　　驅趕漢人是“中間道路”固有內容

　　達賴的“中間道路”包括兩條核心內容，一是“大藏區”，就是要把中國所有有藏族居住的地方搞成一個行政區劃；二是“高度自治”，就是在“大藏區”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均由他們這些人管，中央不得過問。只有傻瓜才看不出來，這實際上就是“西藏獨立”。達賴在提出“中間道路”之初，就一并作了把除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統統驅趕出去的規劃。1987年9月，達賴在華盛頓對美國國會人權小組演講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中公開提出，要將“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和安多地區在內”變為“和平區”、“緩沖區”，“西藏人這個人種若要求生存，一定要使人口轉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漢人回到中國”（For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China）。對于這種赤裸裸的民族清洗主張，達賴此后從來也沒有更改過。2008年11月，達賴拋出后來被他們稱為“中間道路”標準版本的《為全體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的建議》，其中相關表述為，未來“自治機關”享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經濟活動自主制定相關法規的權力是極為重要的”。毫無疑問，這一“權力”中就包含驅趕漢人的權力。為了防止有人誤解，2009年8月2日，達賴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對這一條作了注解：“西藏實現自治以后，如果漢人多于藏人的話，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狀況”，這再一次表明，他驅趕漢人的決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那么，如果一時驅趕不完怎么辦？達賴集團也早就安排停當。2008年10月27日，“首席噶倫”桑東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未來“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權，因為他們不是少數民族，自治權僅限于當地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所有官員和雇員都應該由少數民族擔任。”這里就說得比較完整了，第一、對漢人實行驅趕，第二、如果一時驅趕不盡，就把他們打成社會的二等人，不允許他們享有與藏人同等的權力。

　　如果說達賴、桑東比較有“文化”，說話還多少有幾分“含蓄”，那么他們的手下可就直言相告了。法國記者董尼德《西藏生與死》（蘇瑛憲譯）一書中，記錄了達賴的弟弟丹增曲加以及其他人的諸多言論。丹增曲加在接受采訪時赤裸裸地稱：“我們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科斯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將是個起步。”他更宣稱：“非常難以想象中國人會灑脫地自己離去，除非是我們使用這個（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機的手勢）……我們必須要制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國人只聽得懂暴力的語言。他們不是說槍桿子里出政權嗎？很好，我們就在這上面較量較量吧！”達賴集團“西藏青年大會”秘書長扎西南杰說：“如果我們殺了中國人，沒有人可以指責我們是恐怖分子，因為沒有一個在西藏的中國人是無辜的……我們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對抗中國人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達賴自1959年逃亡印度以來，挑撥漢藏民族關系、煽動民族仇恨一直是其欺騙、聚攏國外藏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國內藏區制造暴力犯罪的思想“武器”。在達賴集團仇恨教育中長大的丹增尊珠在《加米我們想象的中國人》一文中寫道：“在流亡劇院的舞臺上，我們從沒有看到除了軍人以外的任何一個中國人，……野蠻、殘忍的軍人，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中國人的群體形象。”在2008年“3·14”事件中，暴徒高喊的口號就是“吃糌粑的起來”，“打漢人去”，半天打死、燒死無辜群眾18人，而達賴卻對媒體表示：“我不能叫他們停下來，這是人民的行動。”

　　歷史上，帝國主義勢力和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多次為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而制造“驅漢事件”。1949年西藏地方分裂勢力在英帝國主義分子的唆使下，動用武力強制驅逐國民黨政府駐藏機構人員和“在藏的一切漢人”。今天達賴驅趕漢人的政治主張和行動，也是帝國主義破壞中華民族團結、分裂中國圖謀的繼續。

　　人們自然會注意到，在達賴的所有有關表述中，都只講漢、藏兩個民族，仿佛青藏高原上不存在其他民族。實際上，每個中國中學生都知道，青藏高原特別是其邊緣地帶，自古以來就生活著藏、漢、門巴、珞巴、羌、回、滿、蒙古、哈薩克、東鄉、保安、裕固、撒拉、彝、傈僳、白、納西、怒、維吾爾等十幾個民族，歷史上這里就是中國各民族頻繁遷徙交往的大舞臺，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園。以整體被納入“大藏區”版圖的達賴老家青海為例，在吐蕃王朝時期藏族遷居青海之前，就有羌、漢、鮮卑等民族居住，元朝起蒙古、回等民族又相繼遷居至此，新中國成立以前這里已經是多民族交錯居住、密不可分。新中國成立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諸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名稱就反映了這里各民族共同居住的狀態。達賴視這些民族如烏有，實際是把他們統統列入“漢族”，都在驅趕、殘害之列。在達賴的“高度自治”下，同樣是沒有這些民族生存空間的。

　　這樣看來，至少達賴對藏族還是仁慈、關懷的。其實不然，達賴集團對廣大熱愛祖國、致力于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新西藏建設的藏族人，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達賴的“智囊”、在其“安全部”任研究員的李科先（LUKARSHAM，青海人）2008年10月貢獻給達賴一份“西藏獨立新十五條意見”，其中宣稱，不僅“中國的所有黨政軍干部要離開西藏，在這些黨政軍里工作的藏族公務員也不可能保留原職”，“不能為了幾十萬藏漢職工的飯碗，犧牲兩個民族的長遠利益。”藏青會頭頭格桑次仁曾經對著鏡頭大叫：如果能回到西藏，要把那些與漢人合作的藏人統統抓起來，挖掉他們的眼睛。

　　有多少人將因“中間道路”失去家園

　　達賴驅趕漢族和其他各民族的“政綱”，將涉及多少人？據達賴自己1987年9月向美國國會報告，至少有750萬漢人應當驅趕“回到中國”。筆者特意替達賴做了一項細致而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即對“大藏區”范圍內民族人口分布進行計算，以免人們辜負了達賴的“好意”與“慈悲”。按照達賴集團在《為全體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的建議》中的表述，“現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自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納入統一的自治管理范圍內”，這就包括了新中國成立后設立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四川、甘肅、云南下屬的10個藏族或藏族與其他民族聯合的自治州，2個藏族自治縣。根據以上地方提供的數據，上述地區總人口約797萬，其中藏族人口約556萬，其他民族241萬，也就是說，僅在這個地域范圍內，達賴就要驅趕241萬人，約占這些地區人口總數的30%。

　　然而這顯然遠遠不能滿足達賴的胃口。筆者將達賴公布的“大藏區”地圖（見附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進行了對比，發現這個地圖中“大藏區”遠遠超出了上述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范圍。這個印在“達賴自傳”扉頁、懸掛在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大廳里的“西藏國”地圖，其范圍北至新疆南部、河西走廊，東至甘肅中部和四川中部，南至云南中部，囊括了整個青海省、半個四川省、半個甘肅省、四分之一個云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面積在250萬平方公里以上，超過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這個范圍已經深入了漢族和其他民族居住密集地區，并包括20多個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筆者大致統計，在這個范圍內人口約3100萬，其中漢族和其他民族人口約2500萬。也就是說，達賴一旦“高度自治”，這片土地上80％以上的人口，共2500萬人要被驅離家園，青藏高原及其周邊地區將上演一場民族清洗、民族仇殺的空前慘劇，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過的國家分裂、生靈涂炭的悲劇將在中國重演。由此觀之，達賴真不愧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十四世達賴自己是藏人嗎

　　但是，當達賴忙著算計怎樣驅趕漢人的時候，他自己是什么人卻成了問題。前不久，鳳凰網上一篇文章驚爆“第十四達賴喇嘛是漢族，全家姓趙”。該文引據史料提到，1935年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攝政熱振活佛派人向“東方漢人地方”的青海境內尋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1937年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向蔣介石呈遞報告說：“西藏拉薩當局于上年派設僧喇嘛格桑、克邁賽、索安旺堆等來青尋訪達賴喇嘛，歷時半載，于塔爾寺附近漢族趙某家中找出”，蔣介石聞之大喜，立即指示由中央護送其去西藏并撥款十萬銀元，此后，又為其坐床撥款40萬銀元，以示優異。文章一出，引起了網上輿論熱議，有人分析，達賴家鄉一帶自古漢、回、藏混居、通婚，達賴不是藏人的可能性極大；有人認為“達賴是國民黨的‘潛伏’成果”，終于導致舊西藏上層落得個流亡國外的悲慘境地；有人認為達賴“長相十分可疑”；還有姓趙的網民抗議這是對趙姓的“污辱”，達賴根本不配姓趙。實際上，關于十四世達賴不是藏族的說法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證據迭出，在流亡藏人中也暗中流傳。筆者在民國時期朱少逸著《拉薩見聞記》中查到一條記載：“靈兒（達賴）祁姓，名拉摩敦珠，生于青海貴德境之祁家村，……父母業農，全家均作漢語”。看來朱氏為了隱蔽某種目的，不想把事情說破，但也留下線索，以備后人聯想。

　　中國各民族千百年來鄰里相處、往來婚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個人有多個民族的血緣是很正常也很光榮的事。比如達賴二哥嘉樂頓珠的妻子是漢族，那么他們的子女到底是漢人還是藏人？佛陀倡言眾生平等，姓趙姓祁、是藏是漢或是混血，對于一個人能否成為達賴喇嘛并無妨礙，關鍵在于其尋訪認定是否符合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可是，如果一個人戴著“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以佛陀弟子自居，卻張口“藏人自治”、閉口“漢人移走”，煽動對不同民族的人歧視、驅趕甚至仇殺，頓時使人同時產生恐怖感和滑稽感。有學者在分析希特勒明知自己有猶太血統、卻瘋狂反猶的怪異行為時指出，身份認同尷尬的人為了融入所在的群體，往往會訴諸排斥自己出身的另一群體的極端言行。回過頭來再看看達賴的所作所為，包括他對希特勒的同情與吹捧，無論是命運開他的玩笑，還是他自己刻意為之，兩者實在是太像了。建議達賴對自己的血統認真做些查證，以免算計來算計去，最后把自己也算到被驅趕的行列里去了，筆者倒很愿意幫達賴這個忙。當然，也許達賴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因為他已經多次宣稱自己吃了51年印度的飯，變成“印度的兒子”了，印度才是他爸爸。

　　附圖：

　　本圖摘自1990年初版、2005年第二十次印刷的《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圖中把中國新疆稱為“東土耳其斯坦”、東北地區稱為“滿州”，連同西藏、內蒙古等均從中國劃分出去，列為“西藏的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