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門搶房”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在政府與開發商及其下游企業的關系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政府注重的是得到開發商的土地出讓金的管理，對于后期的監管則明顯不足。

　　因為產權混亂一房多賣，黑龍江五常市只有346套房子的長安小區，最后進戶時竟有至少500個“房主”，因此頻現砸門搶房事件，參與蓋樓的600余農民工也討薪無門。面對這一片混亂，當地政府卻表示已“盡了全力”。

　　從程序上說，或許不能指摘當地政府部門出了什么問題。至于是否“盡了全力”，顯然，這是一個無法進入考評序列、難以量化的說法，除非“盡全力”有了量化指標。你最多只能猜測，這一說法還多少透露出了一些另有隱情、另有無奈的信息。

　　如果當地政府部門沒有程序問題，那么誰有問題？是開發商嗎？小區開發商與建筑商的施工合同書曾有約定，如開發商沒按規定撥款，建筑商所建樓權歸其所有，并有權處理樓房。這個合同，相當于建筑市場普遍存在的“墊資施工”。這其實也很正常，因為如果建筑商不先墊資，那么很難拿到工程。相關司法解釋，墊資施工的條款合同，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開發商與建筑商最后惹出產權爭議的這份合同，其主要精神也是合規的。

　　那么，“砸門搶房”的紕漏出在哪兒了呢？排除下來，竟然發現又是一個沒有責任人的事件。果真如此嗎？其實不然。

　　問題出在執行過程中。當開發商違約后，小區在建樓房成為各相關利益方爭奪的最后資源。建筑商用來沖抵建筑成本，擔保公司、材料商、拆遷公司等用房子來抵款。在這個過程中，準業主們不知情，農民工們不知情，并成為整個鏈條的最終受害人。

　　常識告訴我們，由于處于利益的兩端，業主與農民工們的權利，不能指望開發商或建筑商們保護，因此只能由政府提供保護。但是，這個關鍵環節顯然被當地政府漏掉了。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賣房需經政府審發預售許可證，售房情況應在監管之下。但是，當地政府部門對一房多賣顯然不知情。對開發商的所謂處理，已是事情鬧大之后。發房本的部門對一房多賣不知道，還能說盡力了嗎？實際上，不是束手無策，而是在監管過程中“束手無為”。

　　“砸門搶房”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在政府與開發商及其下游企業的關系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政府注重的是得到開發商的土地出讓金的管理，對于后期的監管則明顯不足。這是普遍存在的情況，也是“砸門搶房”之所以出現的內在原因。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們：住房對于政府來說不只是與經濟利益有關的事，更是與民生公眾利益關系密切的事。對這一點認識不足，就難免出現類似事件。而“盡全力”之說，絲毫不能減少政府部門的現實尷尬。（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