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5日，為了護住130元現金和一部手機，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內被害。辦案時，民警獲悉，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供養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

　　近日，這則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在網絡上熱傳，并展現了一個溫暖的、童話般的結尾——4年如一日，當年那些辦案的警察們始終在默默地接力資助著這三個孤女。

　　堅守背后，是什么打動了他們的心？昨天，本報對話當事的杭州市濱江區3名民警。

　　陸鈞

　　時任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黨委委員、刑偵大隊教導員，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吳仁賢

　　時任刑偵大隊重案中隊中隊長，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

　　沈劍平

　　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長河派出所所長

　　關鍵詞

　　杭州民警資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現金和一部便宜手機，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濱江區長河鎮被害。破案時，杭州市濱江區民警了解到，該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時遭遇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維持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的生活。

　　為了讓這3個孩子不輟學，濱江區公安分局的陸鈞、吳仁賢、沈劍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養這三個孩子的擔子。截止到發稿時，民警們4年來已累計捐款近8萬元。如今，三個孤女中，大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兩個小女兒正在讀大學。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最初，是什么觸動了你？

　　陸鈞：一位單親媽媽，40歲了，丈夫早逝，為了供養兩位古稀老人和3個女兒，獨自一人到杭州謀生，遇難前，她還死死地護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僅有的130元錢和一部便宜手機。后來，我們還獲悉，案發前幾天，她剛剛把掙來的幾千塊寄給女兒做學費和生活費。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她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遇害的？

　　陸鈞：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們接到報警，濱江長河江邊一出租房內，一中年女子被殺。后經調查，案發當天，幾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后聊天，也許是認識被害人，他們說去那里“要點錢”。這些人來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為由敲門進入，并用兇器威脅她交出財物。被害人拼命抵抗，打斗中，對方連捅數刀，被害人倒下后，他們搶走了手機和130元現金。

　　京華時報：在案發現場，你看到了什么？

　　陸鈞：接警后，我們馬上趕往出租屋，死者是個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實那也算不上是個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墻邊上搭出來的一個小棚子，不過五六平方米。那么小一個房間，一眼看去什么都看清了，除了一張床，墻上掛著幾件衣服，床邊有個紙板包裝箱，算是她存放貴重物品的地方，其實也就是一些換洗的東西。最起眼的，也不過是一臺破電視機，很舊了，就值幾百元。

　　京華時報：當時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嗎？

　　陸鈞：房間里實在太簡陋，起初以為那女子是撿破爛的。但辦案民警仔細查看現場后，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么營生的。后來，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證實了我們的推斷。

　　受害者的鄰居也交代，她非常節儉，平時除了出門，基本是穿固定的幾件舊衣服；吃的，也是隨便煮一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

　　京華時報：第一次接觸受害人的女兒是什么時候？

　　陸鈞：作為警察，在業務上我們更關心嫌疑人的情況，最初并沒有過多考慮受害人家庭條件怎么樣。案發后的一天，在長河派出所里，一個身材單薄的女孩子，穿著一件褪色的黃色滑雪衣，一雙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這些衣服在杭州好幾年前就沒人穿了。她站在那兒，不多說話，眼神特別茫然無助。我問了一下辦案民警那女孩兒是誰，民警說是受害人的女兒。我這才知道受害人有個女兒，她是來給母親處理后事的。

　　京華時報：你當時什么感覺？

　　陸鈞：覺得這家人真不幸。通過走訪，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鄉，相識的人都說她是個苦命人。她家是湖北農村的一戶普通人家，靠種地生活。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兒要上學，丈夫去廣東打工為孩子掙學費，卻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車禍去世。事后，肇事司機逃逸，家人至今沒得到分文賠償。

　　這個中年女子被害時，家中還有一對古稀的父母和三個正在求學的女兒。她的老鄉說，看家中種地的收入遠遠不能供孩子上學，已經40歲的她才聽從老鄉勸說，于2005年12月到杭州掙錢。

　　京華時報：怎么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該給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賠償？

　　陸鈞：我們很快鎖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干活的三個油漆工，這三個人也很快落網。具體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講，3個犯罪嫌疑人有一個30多歲，另兩個才20歲左右，一個判的死刑、一個死緩，一個判無期徒刑。但殺死她的這些犯罪嫌疑人，家里也很窮，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塊錢，根本沒有民事賠償能力。

　　我們當時還獲悉，3個孩子中，大女兒當時正在上大學，二女兒、小女兒在上初中，母親不在了，她們肯定要輟學。

　　“存折上的余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京華時報：你們誰先決定幫助那3個孩子的？

　　陸鈞：已經記不得當時哪個同事先說了一句“我們能不能幫幫這3個孩子？”聽到這句話后，大家都點頭。有位同事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作為職業，被害人從事這個不太光彩；作為母親，她是偉大的，她是迫于生存壓力，才不得不那么做的。

　　京華時報：資助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陸鈞：她大女兒到派出所來料理后事時，我們發現她沒吃沒喝，就給她買了盒飯，后來聽她說，奔喪的車票錢都是找同學借的，民警就自發地為她解決了住宿、吃飯的費用，大概給她湊了幾千塊錢。案子破了后，我們了解到嫌疑人沒有賠償能力，便自發地為她們捐款，大概有2萬塊錢。后續的事情都是吳仁賢在具體負責，他做得很好。

　　京華時報：都有誰為孩子們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是我身邊的同事，比如時任刑偵大隊教導員的陸鈞，長河派出所所長沈劍平，預審中隊長孔國芳，內勤楊慧琴等人，之后還有我的朋友、鄰居等，他們聽說這個事情后，都很感慨，都愿意出一份力。人數記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4年來，大伙兒累計給三姐妹捐款近8萬元。

　　京華時報：這些錢怎么給孩子們？

　　吳仁賢：考慮到三個女孩兒都沒什么社會經驗，如果一次性給錢太多，她們可能會覺得錢來得容易，既管不好錢，也不利于她們的成長。大伙兒在農行高新支行開了一個賬戶，像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一樣地運作起來，善款統一打入這個賬戶，然后逐月匯到三姐妹的手里。

　　每個學期開學，我們會把孩子們的學費都匯過去。平時定期給大女兒匯生活費，然后由大女兒負責三姐妹的生活費分配。最多的一個月是1000多元，按當地的消費水平，夠孩子們生活需要了。

　　京華時報：聽說幫你們匯款的銀行職工后來也自發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我不知道銀行捐款了。后來才知道，銀行的工作人員聽說了我們的資助計劃后，全體員工悄悄地給三姐妹捐了2萬多元。這個網點，從上到下總共也就10來號人。此外，也有朋友問我要賬號的，所以經常有“來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余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我們告訴大女兒，她媽媽很偉大，可以說忍辱負重吧。”

　　京華時報：三個孩子現在怎么樣了？

　　吳仁賢：大女兒已經畢業參加工作了，二女兒和小女兒還在上大學，二女兒目前身體不太好。

　　京華時報：和孩子們見過面嗎？

　　吳仁賢：見過兩次大女兒，一次是她來杭州實習時，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來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輕人沒什么差別，很陽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吳叔叔”，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和我女兒見了面，兩個孩子聊得很投機。最近一次見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給我打電話，我帶著老婆和刑偵大隊的同事們，一起請她吃了飯，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交流。不過說到妹妹時，大女兒就皺起了眉頭，她們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臟病。

　　京華時報：你也很擔心二女兒的病情？

　　吳仁賢：對。有一次我給大女兒打電話，聽她聲音感覺很不開心，問她到底怎么了，一開始她不說，再三追問下才說二妹心臟病發作，在學校當地醫院救治，情況很危急。她說怕我們擔心所以沒說，想自己一個人處理。大女兒很懂事，這些年來承受了這么多事情，她比同齡人要成熟。

　　京華時報：和孩子交流時，會提到她母親的工作嗎？

　　陸鈞：案情通報的時候，大女兒知道了媽媽的工作，因為這是避不開的環節。不過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們從不刻意提。我們告訴大女兒，她的媽媽很偉大，可以說是忍辱負重吧。孩子也說不怪媽媽，有時候她們會自責，說拖累了媽媽。

　　京華時報：媒體報道之后，有人愿意幫助她們么？

　　吳仁賢：有人表達過這樣的意愿。但從我個人來講，我更希望的是輿論不要傷害到孩子。她們漸漸長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體聯系我時，我還幫著撥電話給大女兒，讓他們聊一聊。但現在我特別后悔，因為有媒體老去追問孩子，“你知道你媽媽當年做什么工作嗎？”

　　另外，我們還很反感有的媒體報道時，一味地強調“賣淫女”、“站街女”這樣的字眼，公安部已經建議稱“失足婦女”了，為了吸引眼球強調那些，我擔心會傷害到孩子。

　　“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

　　京華時報：有人說，因為你們的救助，她們姐妹3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

　　吳仁賢：我們每個人捐的錢不多，但這些錢匯集起來，可以讓三個女孩兒完成學業，沒有讓她們因為家庭變故和貧困而輟學。我們幫助她們，其實也并不艱苦，這只是一個平淡、簡單的過程。

　　京華時報：你們打算幫到什么時候？

　　吳仁賢：目前還在繼續，至少要到三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大女兒上班第一天就打來電話說，她掙錢了，她要自己擔起照顧妹妹的責任，我們沒同意，畢竟她剛畢業，大城市生活壓力又很大，打拼很不容易，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幫她們完成學業。

　　京華時報：你在長河派出所工作這幾年，類似的救助做得多嗎？

　　沈劍平：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一兩次，不過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樣。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機酒后駕駛，車撞到了石頭上，司機當場死亡，車上的乘客重傷。肇事司機是外地到這邊打工的，人已經不在了，家里也無力賠償。最后，我們向上級打報告，給重傷者出了醫療費用，最后還給了他3萬元的生活補助。

　　京華時報：需要救助的人這么多，以你們個人的力量能幫得過來嗎？

　　沈劍平：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騙過來的失足青年，他們獲救后沒有車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個鐵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萬把塊錢，幫助了很多人。其實，我們就想著，遇上了就幫，幫一個算一個。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們能出點補助，卻不能代替作案者賠償。

　　京華時報：你有什么期待么？

　　沈劍平：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因為更多的救助要通過整個社會來完成。我覺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當時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國家先行賠償給受害者家屬，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來還國家這筆錢，這樣做，起碼像我們救助的這3個女孩的家庭悲劇就會少發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