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執法車現身老撾 官方稱屬公車私用當事人已免職（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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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車改”經驗能否復制？－－全國首個副省級城市全面車改的調查

　　新華網杭州11月6日電（記者　方益波 商意盈）公車改革是一項難題，在過去許多年中，不少地方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改革探索，試圖破解這一難題，迄今仍未取得滿意答案。

　　杭州市兩年前全面實施車改，所有局級領導干部全部取消專車，自行解決出行問題，市財政給予一定補貼。

　　“杭州車改”算不算一個成功范例，其做法能否在其他省市進行復制？

　　發改委牽頭“車改辦”，所有公車集中“過篩”

　　從2009年起，杭州市開始了大規模的公車改革，涉及100多個單位，分三批進行車改。經過兩年多時間，市政府的公車數量從1200輛縮減到400輛左右，總量減少了三分之二。截至目前，除了市級四套班子領導，公、檢、法及3個駐外辦事處以外，其他黨政機關、參公單位、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初步完成了車改。

　　杭州市發改委副主任、車改辦主任何新根介紹說，杭州車改的基本理念是“單軌制、貨幣化、市場化”，所謂單軌制就是公車上繳統一處理；貨幣化是指向公務員發放“車貼”；市場化是指成立公車服務中心，將留用車輛進行市場化管理。為此，本市下發了《關于杭州市市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等7份車改文件。

　　據統計，參加第一、第二批車改的機關單位，共計上繳了400輛公車，其中200輛公車由服務中心留用，132輛補充執法單位工作用車不足，57輛被拍賣，剩余11輛作報廢處理。

　　發放“車貼”，是將普通公務員至局級公務員分為300元到2600元9個檔次，交通補貼每月直接打入公務員市民卡，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車、打的、加油等各項交通事務支出，但不能取現。

　　為了保障政府部門正常公務用車的需要，杭州市設立了公車服務中心，公務員借用公車與打的一樣，有償計價使用，計價方式完全市場化。

　　據了解，目前，公車服務中心有專職駕駛員61人，截至今年5月底，為車改單位提供出車服務1.5萬臺次，安全里程200余萬公里。

　　另外，杭州市還配套出臺了《市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紀律規定》，嚴禁公職人員向社會“借車”或轉嫁費用等行為，凡違反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有關規定的，一旦發現將給予相應的組織處理或紀律處分，扣發車貼；涉嫌違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政府發放“車貼”，引發社會質疑

　　“杭州車改”在受到輿論肯定的同時，也遭遇了一些質疑，最多的意見集中于“車貼”。

　　一些市民指出，公車消費本來就有浪費，現在用發放定額車貼的方式，實際上是將一些浪費行為合法化，公權變成了特權，特權又被“贖買”成了私產。

　　還有市民認為，車改呼吁這么多年，還是遲遲改不到位。市民劉一舟說：“憑啥干部就可以用公車，取消公車就得發車貼？為啥不能像百姓一樣完全自理？如今歐美國家并沒有‘公車’‘車貼’一說，咱們為啥做不到？”

　　杭州市民裘冬梅說，按照每月22個工作日，每天打車四次計算，月打車支出也不會超過1000元。“一個正局級公務員的車貼比普通百姓工資還高，怎么說得過去呢？”

　　長期研究政府管理實踐的求是《小康》雜志社社長舒富民認為，公車的存在，立意是為了工作需要，不能像封建時代那樣，成為顯示官威、講究享受的“官轎”，這是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

　　但他也指出：“比較各地的車改嘗試，杭州車改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或者說是比較現實的；因為車改一步到位，目前還做不到，任憑浪費現象繼續下去，只能造成更大的損失。不管怎么說，先改起來是必要的。”

　　在一些地方，公車配備制度形同虛設，不要說規定不能配備專車的廳級處級干部，就連科級干部也配備了高檔專車；為了規避相關制度，有的是以“接待用車”名義報批高檔專車。

　　還有的地方不僅發放“車貼”，還將單位公車低價拍賣，以改革名義對公有資產進行瓜分。

　　專家表示，公車改革之難實為公權“革命”之難，“杭州車改”為其他省市車改提供了一個借鑒。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張建中說：“要承認杭州車改并不完美，是一個折中方案，也是無奈之舉，但它至少是‘節能減排’和節約開支的。”

　　減少行政開支，值得各地借鑒

　　有關專家指出，公車改革是否有實效，要看三個指標：一是能否真正解決涉及公車腐敗的問題，二是能否降低行政成本，三是能否保障行政效率不受影響。“從這幾個指標來看，杭州車改還是很有成效的。”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范柏乃說。

　　杭州有關部門對車改前后財務開支進行比較發現，第一批車改單位公車開支比車改前下降32%，第二批車改單位下降30%，兩年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總計3442萬元。

　　例如，市農業和農村工作辦公室實行車改以后，7輛公車全部上繳，公車開支費用從111萬多元下降到74萬多元，降低33%以上；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實行車改以后，7輛公車也全部上繳，公車開支費用從83萬多元下降到50萬多元，降低39%以上。

　　市紀委常委方東曉說，車改是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的一種方式，有利于防止職務消費上的不正之風，減少“官本位”思想。當地監察部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車改之后，接到的超標超編配車、公車私用、公車亂停、公車違章等問題舉報明顯減少。”

　　市財政局原局長陳錦梅對記者說，車改前該局共有90多輛公車，車改后全部上繳。“大家從開始不適應，到慢慢適應，公務活動并未受到影響。”

　　范柏乃認為，“杭州車改”一年節約財政支出30%以上，這一做法如果在全國各地推廣，節約的財政資金相當可觀。

　　“‘杭州車改’還不是最終結果，但從它節約行政開支、限制‘車輪腐敗’和保障行政效率來看，對各地車改還是很有借鑒意義的。”范柏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