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萬佛園，一位失獨家長撫摸著孩子的照片。北京多名失獨父母經常相約去墓地。

　　害怕“老無所依”的明天

　　焦慮，時不時在失獨父母心中彌漫。

　　談到現狀，他們總會做一組比較：

　　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輕父母比——他們好歹還年輕，還能生育，還會有孩子，還有希望。“我們呢？”

　　然后是子女不在身邊的空巢老人——不管子女怎么忙，他們總歸有個盼頭兒。逢年過節，還可以共享天倫。看病抓藥，總還有可以依靠的人。“我們呢？”

　　接著是沒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們沒有擁有過，又怎么會因為失去傷心。再者說，他們可以成為五保戶，成為政策關照對象。“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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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走不動了，生病了不能去掛號，還遭到保姆的欺負……

　　這是“孫萌媽媽”經常想象的場景，“我不怕死，怕病。”她說。

　　“錐心泣血，悲天愴地，撮土焚香，母為兒祭。”每年兒子祭日，61歲的“李昭媽媽”都會寫詩寄托哀思，黑體加粗的方塊字堆砌著她對兒子的思念。

　　“國盛家破今日，老無所依明天”去年的祭詞，李昭媽媽這樣寫道。

　　養老、醫療，成為大多與共和國同齡的失獨父母，最大的共同焦慮。

　　新聞里說北京好點的養老院排號要10年，還說年紀大一些的失獨父母尋找養老院，被對方以“沒人簽字，出了問題誰負責”理由拒之門外。

　　這些都會讓他們緊張萬分。

　　調查期間，記者針對失獨父母找養老院向海淀、朝陽、大興等地多家養老院咨詢，得到的答復是入住養老院一定要有監護人（多為子女）簽字，如果沒有必須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單位提供的相關證明。

　　“去哪兒找證明？誰愿意管這攤子事兒呢？”失獨父母的擔憂并不是沒有來由，無論是所在社區還是原工作單位，都沒有承擔這項職責的部門。在養老體系本身存在著種種掣肘的背景下，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們無疑更加憂心忡忡。

　　“即使養老院沒這么多問題我們也擔心。”“李昭媽媽”腦海中會時常浮現年老的自己出現在養老院里的樣子，“別人的兒女定期來看望，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總結，無人養老，無人送終，是很多獨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擔憂的殘酷現實。而入住社會養老院又面臨著重復的刺激與傷害。

　　穆光宗直言，失獨群體的產生是計劃生育政策必然產生的結果，“我們應該善待他們，他們響應國家號召才走到了今天，他們老了，政府應該關心幫助他們，讓他們有自己的家園，讓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讓他們有安寧的晚年。”

　　對“玻璃心”的尷尬救助

　　失獨群體進入公眾視野后，一組數據被反復提及：據專家估算，目前全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與此同時，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

　　北京市計生委此前披露，目前北京共有3900個“失獨”家庭，其中涉及7746人。

　　與之對應的是，自2007年我國出臺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制度開始，年滿49周歲、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按照規定可以每人每月領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

　　在北京，這項補貼自2008年開始發放，數額為每人每月200元，直至亡故。

　　此外，根據北京各區縣情況，獨生女子亡故后，女方年滿55周歲，男方年滿60周歲，可一次性領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補貼。

　　“哦，是領那個死了孩子的補貼是吧，給，填這張表。”“孫萌媽媽”在領取這筆錢時，街道干部的話再次傷害了原本脆弱的心。

　　“董毅媽媽”看到區政府計生網站有個“公眾留言”板塊，滿懷希望地留言呼吁關注失獨群體。得到的答復是“您好，您的建議我們會向有關領導反映，同時感謝您對人口計生工作的關注。”

　　“根本就不體會我們的感受。”這樣的官方辭令，也讓“董毅媽媽”感到失望。

　　2008年，因領失獨取補貼要進行公示，“李昭媽媽”跟街道產生激烈的爭執，最終在中國計生協相關領導的干預下才沒有公示。

　　“一公示，所有人都知道了。”“李昭媽媽”說，“干嗎還要撕開我們的傷口給別人看。”

　　“董毅媽媽”說，曾有個公益組織要捐助北京一個生活困難的失獨者，她幫忙聯系街道，對方回復“大姐求求您了，我們街道自己救助她，別讓她去成嗎？”

　　今年的母親節后，中國傳媒大學的研究生廖琦立拍攝關于失獨群體的紀錄片，遭到街道計生人員阻撓，不得不改到哈爾濱拍攝，定名《玻璃心》。

　　11年前規定“必要的幫助”

　　事實上，2001年底頒布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

　　但“必要的幫助”是什么，具體誰執行，如何實施，均沒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這一群體存在的。”2002年前后，《北京文學》社長兼執行總編楊曉升通過對6個失獨家庭的探訪，撰寫了長篇報告文學《只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

　　這部報告文學的命運同樣悲情，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沒有出版。

　　“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攻擊計生政策，而是探討如何解決這個日漸龐大的群體面臨的問題。”10年過去，楊曉升構想的救助體系依然沒有出現。

　　在北京，一些嘗試在慢慢進行。

　　西城區展覽路街道在3年前聯合轄區內的失獨家庭組建“新希望家園”，通過組織活動、心理互助等幫助失獨者走出心理困境。

　　豐臺區的民間團體瑞普華老年救助基金會正籌劃公益組織“螢火蟲公社”，搭建平臺幫助失獨者實現自治。

　　北京市計生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透露，未來計生委和計生協會在政策、經濟和情感三個層面加大對失獨群體的關注和幫扶，解決他們面臨的生活和心理難題。

　　“正視這個群體的存在”

　　“如果我們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7月16日，國家計生委原巡視員、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原理事長苗霞說。

　　自1988年從事計生工作，歷任國家計生委機關黨委書記、紀委書記等職,原本到了退休年紀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關注失獨群體，“有責任去推動些事情。”

　　在苗霞看來，這一問題并非突然出現。同時，因深刻了解失獨群體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以及公眾對計生工作的負面情緒，苗霞坦陳“發泄情緒容易，但要真正解決問題，需要一個完善的機制和體系。”

　　比如通過修正法律中定義模糊的條文，將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的責任明晰，讓失獨者們不再求助無門。

　　比如現行計生特別扶助制度，只針對49周歲之后失獨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周歲之間的真空期可能是他們最痛苦無助的時候。”

　　比如各級政府部門設立專門負責失獨群體的組織，失獨者遇到各種困惑都能及時給予幫助，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求助無門。

　　“這些都是我們的框架設計時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國范圍內做失獨群體的基線調查，了解他們面臨的切實困難，以確定最后的框架中著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礎是，國家、政府以及全社會都應該正視這個群體的存在。”苗霞說，“要有一個共識，他們不是負擔和不穩定因素，而是一個又一個絕望的、受傷的、對未來失去信心的父親母親。”

　　同時，她認為失獨問題絕不僅僅是計生問題，離不開全社會共同的關愛與幫助，“如何幫助他們，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他們，真正關乎社會穩定，也真正考量一個國家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