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6日，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開庭審理吳英，檢察機關指控吳英集資詐騙人民幣達3.89億元，而吳英代理人當庭為其作無罪辯護。這起倍受關注的案件吸引了近30家媒體記者及近200名群眾現場旁聽。圖為在法庭上的吳英。

吳英名下被查封的浙江東陽市區別墅

2012年2月14日，最高法新聞發言人正式回應吳英案，稱最高法將“依法審慎處理好此案”。吳英父親吳永正在微博上轉發并評論：“還是那句話：相信法律”。他現在很關心：吳英在里面怎么樣了。

　　吳英在看守所度過了第5個春節，她的父親吳永正做了個夢：“覺得女兒有難，急著讓律師去會見查看，卻被法院拒絕。”他半夜驚醒，心有余悸。

　　吳英的羈押生活停留在手寫材料和律師的記憶里。5年漫長洗禮，她曾在身邊人的改判中重建信心，也曾吞下半瓶工業膠水自盡；希望與失望交替出現，洗去稚嫩，逐漸撫平了波動的情緒。

　　一切變化凝聚在日與夜里，只有吳英清楚其間掙扎。

　　重建信心，越發較真

　　獄中吳英始終重視對外界信息的搜集，她對政法系統的調整、變化尤為關心。

　　2010年5月20日，吳英29歲生日，恰逢中央政法委第13次全體會議暨司法體制改革第5次專題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死刑案件人命關天，必須實行最嚴格的辦案標準，必須實行最嚴格的辦案責任制，真正做到不錯不漏、不枉不縱”，吳英在《新聞聯播》里看到后，當即一一記下。

　　真正“直接改變我(吳英)對中國法律看法”的，則是室友覃金梅。

　　覃來自湖南，被捕前在金華打工。2008年，她“拔刀相助”感情受挫的老鄉，造成一死三傷，被一審判處死刑，成了吳英在39號監室的室友。覃只有小學文化，就請求吳英幫忙寫申訴材料。當時她的狀況與眼下的吳英相似——二審，高院維持死刑原判，只待最高院的死刑復核程序。

　　2009年12月，當覃收到最高院的發回重審決定書，正在隔壁38號監室的吳英立即申請調回39號監室。

　　一天，管教把吳英叫去談心，勉勵她調整好心態。按照吳英的記錄，管教說，“金梅都改判了，你一定會改判的，你的案子和她的不一樣。她的案子，我想肯定沒用的，現在都改判了。”

　　這段有關上訴的記錄出現在吳英2010年寫的檢舉材料中，覃獲改判令她重建了信心，也令她愈發對自己的案件較真。

　　看守所里的異類

　　戴著腳鐐過活的死刑犯吳英迎來了她的“學習高峰期”。

　　在看守所里，她詳細研究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和相關實施細則，堅持看法律、管理類的書學習。剩下的時間主要交給了寫作。2010年3、5、7月，她三次委托律師把數萬字手寫材料帶出看守所，提交給浙江省高院。

　　這些材料里，一部分回憶、梳理了她所經手的每一筆借款及還款的金額、用途，全都憑記憶整理；另一部分則是對看守所工作人員部分職務行為的檢舉。

　　學習法律令吳英有了審視過往和當下的新角度，她頻頻對一些似乎司空見慣的事提出異議，儼然成了看守所里的“異類”。

　　吳英回憶，2008年9月的一天，晚上10點，自己正在38號監室休息，隔壁39號抬出去個病人，緊接著，監室里的人一個個都被叫去問話，回來時都很緊張，后來才聽說“是晚上剛進來的‘新兵’心臟病忽發死掉了、心臟起搏器壞掉了”。

　　“現在我對照法條一看，怎么會發生這種事情呢？按理看守所當時收押犯人的時候就應該進行健康檢查，如果看守所按照程序辦事和收押人，當時就不應該把那位人收押進來。真的想不通也想不明白，看守所居然可以沒責任，”吳英在2010年寫道，“現在的我真的替自己的生命擔心，會不會哪一天我也會忽然死在看守所？”

　　她承認，后來的解剖證實，犯人屬自然死亡，且自從2010年4月上面要求規范刑事案件辦案程序后，每一位進入看守所的女性在押人員都接受全面身體檢查，“這是我入所3年多來從未看到過的現象，也是具體辦案程序逐步規范的表現”；但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她還是決定檢舉看守所未按程序辦案。

　　此后，針對自己提交的材料被延遲上交、室友中暑未獲救治等情況，吳英多次成為在押犯人中站出來批評的那一個，并把意見全都寫成了控告材料上交。

　　最激烈的沖突出現在2010年6月29日。當天上午，有相關單位前來提審吳英，這讓她感到格外高興——一方面，“有機會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另一方面，也說明自己的檢舉得到了重視——中午回到監室時，“由于心情很好我還特別多吃了幾口飯。”

　　然而，她隨即發現，自己的筆記本可能被人動過。據吳英自述，自從檢舉材料此前被翻看過后，“凡是對自己有用的材料原件和資料我都隨身攜帶”。提審突然，吳英沒帶走兩本筆記本，但留下“機關”，“我在筆記本上都做了記號，用頭發絲纏繞好。”

　　本上扯斷的頭發絲，令吳英“心里發慌”，——“檢舉的事本來就是要保密的，我不愿意讓別人知道的太多，就通過所領導遞交材料到檢察機關，我怕萬一泄密出去會對自己的家人不利。”

　　想到家人的安危，“越想越覺得沒意思”，“拿起一瓶平時所里讓我們粘口罩用的膠水，一口氣喝下大半瓶。”

　　事后撰寫控告材料時，吳英這樣總結自己的心情，“我知道我的生命之門，需要公檢法當中任何一環的道德和良知為我開啟，可為什么管教您不愿為我開啟這道綠色生命之門？”

　　三本小說的演變

　　2011年4月，二審庭審。吳永正看著被告席上扎著馬尾、戴著眼鏡、神情平靜的吳英，一審時的逞強、憤怒似已銷聲匿跡。

　　對于吳永正來說，這是僅有的能見到女兒的機會。此前，律師會見雖不受阻礙，但所談大多僅限案情，能帶出來的一般也只是與案件有關的材料。

　　事實上，除了撰寫這些為自己申辯的材料，吳英還先后寫了至少3本帶有自傳性質的書。頭一本是自傳小說，叫《黑天鵝》，只有律師張雁峰看過——16開的小本子，寫了滿滿一本，足有二百多頁——吳英還特意加上了封皮，裝訂像樣。

　　與陳述事實的申辯材料不同，在小說里，吳英用文學語言回顧了自己30年傳奇人生的起伏跌宕。

　　2011年5月，二審庭審剛結束，對未來滿懷憧憬的吳英寫起了第二本書，名為《我的未來不是夢》，規劃出獄后的生活。

　　“那段時間她心情很好，對二審很樂觀。因為浙江省高院的法官工作很認真，專門去了東陽調查她經營本色集團的情況，我們和她父親都看到了希望，這些信息和情緒也傳遞給了她。”張雁峰解釋。

　　幾個月后，這種樂觀情緒逐漸散去，吳英在漫長的等待中又重新面對無奈甚至恐懼。8月，她停止了第二本書的寫作，放下那已寫就的10萬字，開始寫第三本書《曾經心痛，我的2011》，試圖描寫現實的殘酷。

　　這些書吳永正都不曾得見，他和其他親友收到的，是數十張明信片，上邊密密麻麻寫滿她的心情。吳英不止一次勸父親少抽煙、少喝酒，也會囑咐家人“再幫我送幾雙橡膠手套，冬天水冷了”，或要幾張家人的照片、大頭貼。

　　她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到：“過幾天又是中秋佳節，這是我在這度過的第三個中秋節，心里的酸苦只有自己知道，別人是無法體會到的。”

　　張雁峰最后一次見到吳英，是在二審宣判前一個月，等到2012年1月初再去時，已被法院拒絕，稱要請示領導。

　　宣判次日，張雁峰、楊照東兩位辯護律師再次請求會見吳英，仍舊被要求請示領導。浙江省高院方面表示，二審已判完，應該找最高院；后者亦未給出許可。“一般來說，復核階段只要拿著所函和委托書都能見的，吳英這個案子特殊，要找誰批準會見還是個問題。”張雁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