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虎媽戰歌》里，賈德·魯本菲爾德(Jed Rubenfeld)是一個配角，但他是虎媽成功實施中式教育的關鍵人物。賈德是蔡美兒的丈夫，猶太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美國著名憲法學權威專家，同樣也是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和作家。2006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驚悚懸疑小說《謀殺的解析》，一度成為暢銷書。

當索菲婭出生時，蔡美兒曾碰到“攔路虎”，那就是賈德的母親——她的西方婆婆。婆婆相信“大器晚成”，孩子應擁有隨意、自由自在的天性和好奇的探知力。她用寬松方式培養出來的兒子就是最好的證明。賈德曾在朱莉亞戲劇學院讀戲劇，因為喜歡跟老師頂嘴，被踢出了學院。結果，他照樣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研究弗洛伊德，而且，他比蔡美兒早進耶魯法學院當教授。

“就像‘富不過三代’，為什么移民的第三代只能彈彈吉他或敲敲鼓？我從來不會把一天變成女兒們隨心隨意的‘開心秀’。”作為第二代美籍華裔，蔡美兒有很深的憂患意識。由于父母過于寬容的教育，缺乏督促的賈德早早放棄了自己的小提琴練習，一直深感遺憾。最終，夫妻達成一致，“用中國方式教育下一代，并教導她們猶太人的禮數。”

蔡美兒告訴記者，當外界猜測她的兩個門門功課全A的女兒只是兩個“解題機器”時，她的心都要碎了。幸好，貼心乖巧的大女兒索菲婭決心站出來幫助母親。她給母親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回憶了跟母親在一起度過的溫情片段：比如在地下室玩數字游戲，全家4個人外加兩條狗擠在一張床上看電影等等。后來，這封信在《紐約郵報》全文刊登。大多數人驚訝地發現，原來中式教育培養出的孩子也能善于表達，成為一名“獨立的思考者”。

更有趣的是，虎媽的兩個女兒索菲婭和露露也向媒體表示，會采用類似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只是偶爾會讓孩子出去宿營或參加聚會。

《虎媽戰歌》寫于2009年末以及2010年初。一年多過去，隨著孩子們漸漸長大，蔡美兒也在改變。

1月中旬，《時代》記者安妮·墨菲·保羅前往蔡美兒位于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家中采訪。那是一棟宏偉的仿都鐸式宅邸——還有滴水獸——是1920 年一位年輕的歌劇院經理蓋的。順著蜿蜒的石階下來，安妮發現出門迎接的蔡美兒面帶笑容，穿著隨意的套頭衫。在蔡家客廳，可能聽見大女兒索菲婭和男友(是的，她可以有男友)的笑聲從二樓傳下來。記者看見一只毛茸茸的白狗，不顧蔡的訓斥，在地毯上舒服地伸懶腰。如今，蔡美兒允許大女兒與朋友約會，每天練習鋼琴從6個小時，減少到1.5小時，小女兒被允許滿足她對網球的熱愛。

蔡美兒的周末生活同樣忙碌，不再只圍繞女兒轉。她著手開始撰寫自己的第四本書。她試圖更多回到過去的身份。維基百科對她的介紹是：在杜克大學法學院任教后，她成為耶魯大學的教授之一。她的專長是國際商業交易、法律、發展、民族沖突研究、全球化和法律，分別在2003年和2007年出版過《帝國時代：超級強國如何成為世界主宰及失敗的原因》和《著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是如何造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蕩的？》。

蔡美兒告訴記者，自己不會再寫《虎媽戰歌》續集。“我不是育兒專家，我需要多放些時間在我專業上。”

“自由和放縱并不能讓人真正快樂”

1個月內，西方學者對蔡美兒提出的各種質疑，似乎也擊中了中國人心中的教育困惑。

《紐約客》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指出：“亞裔移民強調對個體意識的培養，忽略了群體意識。對于14歲的女孩來說，連續練習一段音樂四個小時需要集中注意力，但這遠不及在外過夜對其認識能力的要求那么高。社會考驗對認知能力的要求，遠遠超過了耶魯大學任何一節高強度的輔導課。”

而蔡美兒在接受《外灘畫報》采訪時則給予了反駁。她說：“那的確很有趣，但那完全培養不出創新精神。通過外出宿營和派對增加認知能力，是很愚蠢的主意。”

各種攻擊，仍不斷向蔡美兒涌來。

1月26日，達沃斯經濟論壇，在一個晚餐討論會上，蔡美兒和前哈佛大學校長、前美國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 (Larry Summers) 相遇。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期間，薩默斯要求嚴格，經常敦促教師對學生更嚴厲些。即便如此，他依舊認為“也許蔡美兒錯了。”

他問道，“在一個需要規矩和穩定來完成的工作可以越來越多地由電腦完成的世界中，強調規矩、準確、成功的傳統教育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薩默斯自答，“創造性可能是一種更寶貴的財富，是教育者和父母應該強調的。在哈佛，全部科目都拿A的學生往往會成為教授，而拿C的學生則會成為富有的慈善家。”

此外，薩默斯認為，人一輩子平均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孩童期。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應該盡可能快樂地度過這18年。

盡管如此，虎媽依舊堅持自己的立場。她自稱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她的“快樂哲學”有些另類：只有高超的技藝，才能帶來快樂的感覺。自由和放縱并不能讓人真正快樂。“我對女兒實施中式教育，是為了幫助她們尋找到‘快樂的一生’，而非5歲或者10歲是否快樂。”

蔡美兒回憶說，“我在極其嚴格同時也十分慈愛的中國移民家庭長大，我有最美好的童年！在這個奇特的家庭里，我知道了力量和信心。我們共同以外來者的身份開始奮斗，我們一起發現了美國，慢慢成為美國人。我記得，父親向我幸福地介紹墨西哥煎玉米粉卷、sloppy jues牛肉漢堡、Dairy Queen冰激凌和讓人吃到飽的自助餐，更不用說乘雪橇、滑雪、捉螃蟹和宿營了。”

在國內，虎媽的教育理論同樣爭議不斷。名人洪晃曾以微博為陣營，炮轟虎媽，發問，“我們中國媽媽不是都這樣吧？” 很多中國教育專家站出來，表示蔡美兒無權代表“東方價值觀”，無權代表“中國媽媽”。

和西方一樣，雖然罵聲一片，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美國做媽媽》上市表現不俗。

該書策劃編輯王菲菲向《外灘畫報》透露，上市不到一個月多次斷貨，緊急加印4次，印量超過5萬冊。春節期間分別登上當當網、卓越網親子教育類第一名，總榜前10名。(該書在英國、德國發售也都排到各國亞馬遜排行前10名。)

記者在查閱資料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期出版的另一本育兒書《輸在起跑線上的哈佛男孩》也銷量不錯。這本書講述一個小時候留級后仍然排名倒數的華裔男生，長大后毫無懸念地考上了哈佛商學院的故事。男孩的父親采用了自由“放養模式”，跟蔡美兒的“鳥籠教育”截然相反。

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教育和文化學者楊東平在接受《外灘畫報》專訪時評論說：這是典型中國媽媽具有的“決定論”，她把自己對快樂的理解強加于孩子，這跟杜威的教育成長論相悖。“真理總在兩極之間。西方教育更應該加強訓練，而中式教育更應該解放孩子。但這些，都需要以尊重孩子的個性為前提。”

蔡美兒似乎也已意識到這一點。

“如果你想給中國讀者一個忠告，你覺得會是什么？”這是記者問她的最后一個問題。

“中國讀者可以從我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父母應該學會傾聽他們的聲音。一開始，我對待索菲婭和露露同樣嚴格，后來我發現我對露露更嚴格。于是，我同意她放棄小提琴改學網球。一旦孩子發現了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做父母的，就應該支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