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立案庭法官一到年底就“休假”或“出差”，當事人或律師只好知難而退。（向春 圖）

    立案難，年底立案更難。記者隨機了解十多個基層法院，發現普遍存在立案難甚至不立案情況。

    法院既想通過結案率提高審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學”，最后仍滑向對數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

    “年底”提前到了

    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歷”。

    徐偉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專職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區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擋差”——想方設法把案件拒之門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內部，立案庭本是一個“清閑”部門，類似醫院的“掛號室”。徐偉的工作也并不復雜，只需對材料作初步審查，將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應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類型分給不同的審判庭審理即可。

    不過，10月之后，各審判庭庭長就陸續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過來，把嚴點兒。”

    這并不是徐偉所在法院的獨有現象。每年離年終還有一兩個月時間，全國各地法院就不約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統內部稱之為“掛小號”。

    一年一度“年終立案難”，已持續多年，其背后主導因素，是法院系統內部追求年終結案率。

    結案率，即結案數與收案數的比例，作為法院內部評價審判工作的主要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年終結案率被認為可最直觀說明全年審判任務的完成情況。

    法院系統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統計全年的收案數和結案數，并計算出當年的結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個多月控制立案，減少作為分母的收案數，且避免新立案件來不及審結。

    于是，一近年終，全國同喊立案難。

    今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來得更早。

    剛過完“十一”，河南律師徐大富去鄭州某區級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后一天。律師尹富強去河北某法院辦案，也被告知從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強打聽獲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為今年要沖擊99%的結案率，“如果10月份還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該省今年的“年終結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應的，年終立案難也提前一個月到來。

    民訴法規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須作出“不予受理”的書面裁定。但現實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頭答復。有些案件等待兩個月后，就超過了訴訟時效，但沒有書面裁定，當事人無法向法院追責。

    逼出來的“被動違法”

    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蕩蕩。記者最近在北京的幾個基層法院看到，十來個立案窗口一般只開兩三個，有的只派一名法官當班。每天立案排號的數量被嚴格控制，來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偉所在的法院地處首都北京，不能公開宣稱不立案。于是，他變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規定立案需有“明確的被告”，僅僅提供姓名、住址和電話還不夠，他會要求當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證復印件；他還會說，“證據不足，補齊再來”。

    按照民訴法規定，立案審查是“形式審查”，只要符合“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于法院受理和管轄范圍”等四項“形式要件”，法院就應當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偉的所為，有些已屬“實質審查”——證據是否充分，有無法律依據等等，這些本應由審判法官審理調查。

    “有時我覺得我已不是在審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幫原告考慮能否勝訴。”徐偉說。他曾因放過一個“形式審查沒有問題”的案子進入審判庭，審判法官認為證據不足有可能判決駁回訴訟請求，而向立案庭庭長投訴他“把關不嚴”。

    根據法律規定，“判駁”后，當事人可以上訴，案件很可能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不僅將影響結案率，還影響“案件發改率”。徐偉因此被庭長一頓痛斥，“你嫌審判庭的事還不夠多嗎？”

    “實在無可挑剔”，法院則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號”等辦法避開年終計算結案率。

    除了“找茬”，徐偉有時還得變身調解員。他所在的立案庭，專門成立了三人調解小組。法院正在試行訴前調解，即不立案，先組織調解，若調解成功，再補辦立案手續。如此一來，既可緩解立案壓力，又可提高調撤率，“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