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過審判確定社會行為的規范和標準。“這是調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說。正在修訂的民訴法，將訴前先行調解納入，未加以嚴格條件限制，這讓她感到擔心。

    立案庭清閑下來，審判庭卻空前忙碌。立案數量較多的法院，法官們都加班加點，突擊結案，有的法官一天開幾個庭。當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開庭的傳票。

    審理程序上能簡就簡。個別法官二審案件根本不開

    “一般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說。法官以判敗訴或勝訴也拿不到賠償威脅當事人接受調解，或以可退返訴訟費誘使當事人撤訴。

    這樣做，一方面可提高結案率和調撤率，另一方面，即使當事人撤訴后再次起訴，案子通常也不會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決，則要承擔當事人上訴、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風險。

    執行局也想出變通的方法：以無財產可執行為由，中止執行，強行結案；等結案率指標完成后，再以當事人發現新的財產為由，重新申請執行。由此帶來一個現象：法院每年向人大報告結案率達98%以上，執行局卻年年都在清理積案。

    一位基層法院法官坦言，年終立案難是“制度性違法”，法官其實也很無奈。

    “工廠化管理”

    如同GDP數字，結案率指標基本只提高不下調

    以結案率作為法院主要考核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來，這體現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維之外，中國司法管理體制的另一特點——工廠化管理思維。

    法院將法官當成計件生產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數字和效率，意圖通過數字管理實現對“司法產品”的質量控制。

    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官的收入與收案數量直接掛鉤，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結案率給法官帶來的壓力，刺激法官收案辦案。

    上世紀90年代，傅郁林從《人民司法》的一項司法統計發現，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結案率，已出現立案難問題。但當時訴訟總量相對較小，這一問題尚未激化。

    進入2000年之后，中國社會轉型加劇，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勞動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繼出臺，在社會糾紛調解分流機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訴訟壓力劇增。

    徐偉所在的區級法院，是北京受案數量最多的基層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數量達3萬件以上，平攤到每個法官，每年辦案數量在兩百件以上。在他看來，法官如果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結案率指標幾乎不可能。

    案子數量越大，結案率指標難度越大，不管是辦40件案子，還是辦400件案子，結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這明顯不公平，”徐偉說，“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終立案就越難。”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選擇是，提前關閉立案大門。

    案件壓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結案率不尊重司法審判規律，”一位法官說，“如果12月20日為年終結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樣要算結案率，即使簡易程序也要三個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結案？”

    如同GDP數字，管理者提出的結案率指標，只有提高而幾乎不下調，除了考核壓力，也夾雜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區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長新官上任，提出了結案率100%的目標，結果當年該院的“年終立案難”直接變成了“年終不立案”。

    結案率“難割舍”

    “新指揮棒”在手，“舊指揮棒”還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協委員張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復，稱今年4、5月份該省已對績效考核規定進行了修訂，將2010年考核的“結案率”改為“法定審限內結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應當改變案件結案率考核標準，解決人為造成的立案難問題》的提案。

    可緊隨這個答復，河南省各級法院年終立案難，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率隊到河南南陽視察，張弛提問，為何不取消考核年度結案率，只考核法定審限內結案率？旁邊一位主管審判的省高院副院長起身回答，“我們兩種結案率都要考核。”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試行新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考核指標多達33個，取代單一的結案率指標；2011年3月修訂，考核指標調整為31個指標（俗稱“31率”），更取消沿用幾十年的“結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即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數與結案數的比例。

    年終結案率指標實際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上發表釋疑文章稱，“結案率指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對結案率指標要“清醒、理智地對待”：一方面弱化其評價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為掌握審判進程的指標之一，用以發現問題、調整人員、整合力量，為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基層法院的院長們，一手拿著“新指揮棒”，一手拿著“舊指揮棒”。今年年底立案難的法院，幾乎都為了保結案率。

    “每個月法院通報審判工作情況，首先說的是還有多少案子未結。”沿海某地級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該院已使用“31率”，但該省原來的14個指標（俗稱“14率”）依舊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計結案率”。

    “基層的法院院長不可能不關心結案率。”曾在某中院掛職副院長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游偉說，效率被認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比如久拖不決現象當前依然突出，對當事人傷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強調“一定的結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體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仍難如人意。“從法院院長的角度，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內部管理辦法。”游偉說。

    外部評價標準，也令結案率指標難以被舍棄。

    在考核體系中，年度結案率仍是最具標志意義的指標。在各級法院向人大所作的報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數、審結數以及執結數，才會醒目地出現在最開頭，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績。前兩個數字形成的比例，即為年度結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