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省會一位新上任區法院院長，最近向上級抱怨自己分到了一個案件較多的區，擔心結案率不保，“人大報告會不好看”，更會影響同級黨委對法院工作的評價，竟整夜失眠。為此，他管轄的法院從10月15日起就提前扎緊了“立案口子”。

    “結案率上不去，影響法院、法官的評先評優，影響獎金福利，也關系法院院長、法官的提拔晉升。”西部某省會中院一位法官說。

    目前基層法院經費嚴重依賴地

    針對年底人為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擊結案現象，三令五申并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結案促進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試行三年后，今年在全國法院正式使用。其邏輯是，將年終結案率的目標壓力分攤到各季度和月度。

    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發文，稱不甚科學的結案率考評指標是影響均衡結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領導和法官不重視均衡結案，是主要原因。

    “為了對‘上’負責，（法院領導）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結案率。”這位法官說。

    走出“數字迷失”

    消除數字崇拜，不是讓數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規律和司法獨立，讓法官像醫生一樣，真正以其職業精神辦好案子

    衡量結案是否均衡的指標是“結案均衡度”，也被納入“31率”，有著極為復雜的計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領導也困惑，”上述西部省會中院法官告訴記者，“通俗地講，各月結案數越接近平均結案數，說明結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統計人員想到一個便捷方法，即根據往年情況確定平均一年的收結案數，再均攤到每個辦案法官。

    結果，法官們掉頭追平均數，有的法官想出點子——將已結案件預留不報，或拖延案件審結時間，以保持平衡。

    強大的慣性讓基層法院深陷數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觀、全面、科學”的新案件質量評估指標體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訴記者，新指標體系直接使用確實存在問題，還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據近年情況，確定評估指標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終才能得出綜合指數。

    合理值應是一個區間，警示值則是必須要達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對單個指標值進行排名，于是出現追求極端數值現象。

    記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報告工作時，特別強調“審限內結案率”，而百分百的數字比比皆是。在審限內結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這樣的成績單不免讓人懷疑。

    2010年年底，東北一基層法院與當地交通事故處理大隊和勞動仲裁機構合作，將已處理的事故材料偽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訴，結果結案率和調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樹為先進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調研，事情敗露，相關人員被內部處理。

    數字的弊端眾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現實。徐偉也不主張取消結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沒有辦案的動力了”。

    “現在是抽他鞭子，在數字高壓的情況下，好像是不得不實現公正和效率，這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長久的。”游偉認為，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體制需要改變，去除其行政機關和工廠色彩。“尊重司法規律，按司法規律辦事，法院院長說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認為，應該放棄對法官的一切負面考核指標，從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對審判質量的真正關注上來，通過內部激勵，激發法官的職業良知和職業榮譽感——這正如醫生的醫德一樣重要，卻是目前法官隊伍缺乏的。

    “在司法這樣一個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傅郁林說。（徐偉為化名）